同样是一个戴着纱巾，哭诉时用纱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的回族妇女。她让我想起了二十年前在审判庭上遇见的那个女人，那个女人起诉要求与丈夫离婚，每次来法庭她都不急于回家，总是坐在我办公桌前棕红色长条木椅上，喜欢向我倾诉，我一边装订案卷，一边倾听着，有时她边说边用纱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，那时我还不知道如何去安慰她，只是用懵懂的眼睛看着她哀怨的眼神静静的倾听，不时的陪着她一起流泪。她说她是家中的长女，有两个年幼的妹妹和一个弟弟，她和丈夫是同一个村的，由父母包办将丈夫招赘入门，他们彼此不喜欢对方，丈夫懦弱、懒惰、心胸狭窄、满嘴谎言，经常外出打工却很少拿钱回家，他们有两个孩子，因此，只有她和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对不负责任的丈夫，她已经习惯不去奢望他能够帮她一把，但是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，丈夫尽然将挣来的大部分钱给了他自己的家人，而她和两个孩子全靠娘家的薄田和父亲打工挣的钱接济生活，她常常背着父母和孩子在田间地头哭泣，她怨恨父母，她抱怨命运，她找婆家理论，可结果换来的是丈夫长期的不归。

面对二个稚嫩的孩子，面对三个少不更事的弟妹，她毅然决然的走出村庄，一年后她用打工挣来的钱买回一台弹棉花的机器，于是这台机器在村子十字路口的一间简易小铺中吱吱作响，小铺也成了村里的中心，年轻的小伙子躲在这里抽烟，小媳妇和姑娘们不断送来棉被加工，老年人也偶尔过来看看稀奇，这间小铺也成了村里人聚集的地方，村里家家户户的大小事在这里够广为传播，于是她生意很红火，她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里，妹妹考上了大学，她要拼命赚钱供养妹妹上大学，她不希望自己的妹妹像她一样生活，父母老了也需要她赡养，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妹和自己的两个孩子也要靠她抚养和教育。

也是在这间小铺中,她听说了丈夫将其挣来的钱给小叔子建房，剩余的交给了婆婆，他说她都没有计较，她说为了孩子有个名义上爸爸，自己有一个名义上的丈夫，可以抵御别人的白眼。但是当丈夫坚决反对她弹棉花时，她毅然决然的走上了法庭。

我依稀记得执行时他丈夫将入赘时带来的一件高低柜要搬走，由于门比较矮小搬不出去，我和承办法官建议不要搬走留给孩子们，但是他的丈夫执意要搬走，于是她拿起斧头很利索的将门框卸下来让他搬走，他丈夫突突突的开着载有高低柜的手扶拖拉机离开，我内心久久无法平静，她送我们出门后直接去打碾场帮父母干活，下山时我从车窗里看到她往山坡上行走的身影，脑后的纱巾在风中飘扬，而她的步伐是那么的坚定和决绝，留给我的却是内心的阵痛，为丈夫生育两个孩子的女人，养育两个孩子的母亲，却不及一个高低柜。

今天坐在这里的女人也有两个孩子，丈夫是矿工，经常赌博和喝酒，她在家照顾孩子，家中一贫如洗而他经常动手打她，看着两个孩子她一再忍让，而他更加变本加厉，最后一次争吵中她被赶出了家门。她说那晚自己感觉被整个世界所抛弃，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，不知何去何从，发现自己像小鸟失去了翅膀一样，不知如何去生存。她在黑夜中奔走，万般的惊恐、迷茫和无助。她走到桥边看着涛涛的河水，她想跳入水中结束一切，她说她没有勇气跳下去，不是害怕死亡而是深感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刻，也是两个年幼孩子苦难生活的开始。她在河边徘徊了一夜，第二天她进城了，在市区一个餐厅里打工，二年后她给面点师做助手，很快掌握了许多面点的手艺，她把辍学的大儿子接到自己身边，跟她一起学手艺。

今天她诉说时同样用纱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，她不屑男人的那些房产，只是哀求我两个孩子都归她抚养，后经协议他们离婚了。尽管孩子的抚养未能如愿，但她表示攒够钱后自己开一家小店，买一套房子，然后争取小儿子的抚养权，将小儿子也接到自己的身边。

相距二十多年的两个女人，命运如此的相像，他们委身于自己的丈夫，将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，终于有一天，她们发现自己像折翼的小鸟无法生存时，努力挣扎，为自己为孩子，摆脱不堪的命运，她们伤痕累累但仍然勇往直前。

两个女人让我想起了台湾作家黄明坚的二段话：“我们现在缺的大都不是经济的，而是文化、艺术，是对文化的认识，对艺术的涵养，对美的感知。女人是一种指标，如果女人只有浮面的美丽，社会也只可能有浮面的美丽，如果女人都散发出品味，社会自然成为泱泱大国”。

谁说女人都是小鸟依依，两个的女人让我心酸，让我心痛，让我感慨，也让我感受到了平凡女人的仁慈和大爱。她们没有多少文化知识，无法用自己的脑力去获取更多的钱，也没有殷实的娘家人因她在雨中奔跑而为她撑伞，更没有娇美的面容可以去依靠男人，但是她们挥动着隐形的翅膀，举着自己勤劳的双手，为自己抗争，为翅膀下的孩子抗争，散发出的魅力和品味深深感染着我，而这种美同样为这个世界增添了烂漫和锦绣。